乾通互连 |劳动法专家王天玉:平台化用工这风口,你站上了么?

Date:2020/12/29

12月中旬,第六届HR云时代高峰论坛在北京上海两地落下帷幕,迎来了近千名HR从业者亲临现场参会共同交流。

 

本次峰会中,不乏亮点纷呈的嘉宾演讲,不仅在会上引得满堂喝彩,会后更是收到多位参会者想要嘉宾演讲实录的需求,这一篇文章,我们整理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主任、首届“百名法学英才”之称的王天玉先生分享的《平台用工、法律和未来》重点知识,供大家交流参考,愿各位读者左右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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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计3124字,4分钟即得热乎干货知识


1.什么正在发生?


关于平台用工,不得不说下面这两个图。一个是在疫情期间美团骑手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另一个是9月8号刷屏文章《骑手困在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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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张图片给我们一个非常矛盾的观感。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以外卖骑手、网约车、代驾等为典型的互联网平台用工服务,但另一方面围绕着平台服务也存在很多明确的风险。因为骑手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太近,可能就成为我们日常出行或者是导致交通风险的一部分,那么一旦出现工伤或交通事故,由谁来承担经济损失?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刚刚前面徐总讲到了“关系和风险”,法律就是围绕着法律关系来塑造的,不同的法律关系也涉及到背后不同的权利义务以及风险分配。


而平台化用工本质上就是在探讨劳务提供者与雇佣者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关系下的操作模式。


2.时兴的平台用工模式


我们从当今的市场平台用工模式来看,可以分成两大类。

 

1自治型平台用工模式。这一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劳务供需者上平台自行交易,而平台的价值在于创造一个虚拟的交易场所。最有名的例子是亚马逊(amazonmechanical turk,由劳务需求者在平台上发布一些较为简单的劳务内容及相应的报酬及deadline,由劳务提供者来承接这些任务,或者有一些对技能要求较为严苛的任务也可以由需求者在平台上发布,关系相对来说比较清晰。

这类平台用工所参照的合同类型是中介合同,受制于《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一条。

 

2组织型平台。这其中又可以细分为3种:

  • 计时配送类似的平台早期模式。这种平台最早在创立时,都是需要平台来雇佣劳务提供者,用劳动合同的方式来组织这些配送员等,这种支配方式对于早期的组织型平台来说较为简单直接;


  • 外包模式随着平台的发展程度和业务扩张,慢慢就剥离了这种自行雇佣的方式,从而都外包给代理商来进行雇佣,平台本身不涉及到与劳务提供者之间的用工关系上述两种组织型平台用工模式,所参照的合同类型是劳动合同,由《劳动合同法》约束。


  • 重点是第3种,众包模式,这种模式下,劳务提供者提供服务时是较为灵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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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用工的现状与问题


前不久,我梳理了从2014年到2019年跟众包有关的实际裁决案子,例如外卖和代驾争议等等,样本量是102个。这其中,有34%被判定认定劳动关系,有66%被判定否定劳动关系。这反映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风险是随着雇佣双方的劳动关系认定来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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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众包平台用工模式,其参照合同类型是劳动合同与承揽合同的混合,因为其劳务给付的本质是承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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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下的司法裁判逻辑

4.平台化用工的本质


平台用工发展非常迅猛而明确,除去我们平时一贯接触的生活日常——买菜、外卖、快递、网约车、代驾、生活服务等等,在一些看似与互联网用工并无关系的场景下,也有此类平台用工开始萌芽的迹象,例如有些地区的医院的护工也开始利用平台来进行线上接单。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平台用工的本质呢?


从法理的层面来看,平台上的劳务提供者既不属于劳动者,也不属于非劳动者,而是一种中间形态——类雇员(Employee-like person)。


类雇员是德国法的一个概念,即在工业化趋势下催生的不围绕着工厂劳动者做配套支持的劳动类型:家内工作者,这些人的收入完全依赖于某个合同相对方,既不是自由职业者也不是企业雇佣者。


众所周知,我国的发展并不遵循一个自然的工业化进程,由引入的工业化导致我国特有的制度路径是——单位工作制,而随着中国科技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如今在互联网用工平台逐步产生了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类雇员模式。


这类人群所对应的法律框架是二分法,即民法(独立劳动)与劳动法(从属劳动)。如果进入劳动关系认定这一步骤,则受劳动法框架的保护和制约;但如果被认定为民事关系,则基本没有保障。


归根结底,平台用工是承揽的社会化,而组织用工则是雇佣的社会化——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劳动力的支配,建立在支配逻辑下即为“雇佣”,而在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下,产生了劳动合同。而承揽合同对于劳务提供者来说,只需要完成一个相应的任务或者交付一个工作结果。上述二者叠加是如今众包模式的合同解释,即劳动合同与承揽合同的混合


5.平台化用工的未来


1)技术推动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因为技术的力量,促使促使零散、小额的劳务交易迅速升级为规模化、社会化的劳务交易方式。


举个例子来说,以前买家具的时候,对于那些大件家具,往往会有一群盘踞在家具店门外的劳务提供者愿意提供配送服务,而现在,利用线上平台交易,我们可以将这种交易场迅速扩大,包括辐射到的劳务提供者数量和规模化、流程化的服务以及覆盖到的地域广度,劳务供需信息的匹配和劳务交易越来越不受时间和地理的限制现在的外卖、快递等劳务提供者背后都是此类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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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市场技术的变迭和平台化用工的优势明了,导致了组织化劳动用工形态不断被瓦解,平台化愈来愈普遍。很多企业愿意将一些部门组织分离出来,不再使用传统的劳动合同,转而使用有限合伙人协议,在起初依旧与主体公司来进行相应的业务推进,但是等部门组织发展成熟,便可以整体投入市场进行市场化的业务交易。

 

未来,市场肯定会催生出更多包罗万象的平台化用工,但一个好的平台一定是能够为劳务提供者赋能的平台,让他们能够成长,获得更多的酬金保障,从而提升劳务提供者的忠诚度和对平台的黏性,这在乾通互连发布的《2020年中国市场多元化劳动关系研报》中也有分析,未来劳动力紧缺一定是一个社会趋势,如何保证平台上留存更多优质的劳务提供者是平台创建者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之一。


2)政策推动

谈及任何一种现状的未来趋势,都不可避免的要谈及背后的政策支持。


近两年国办发下发的政策文件,对平台经济的方向和操作都做了对应的规范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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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政策相关意见,不仅指向平台用工的未来发展方向,并且回应了很多有争议性的点:

  • 避免用老办法管理新业态。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总结,平台用工在部分人看来,其对应的劳动关系还是应该被纳入传统的劳动法范畴,但是上述意见发布后,直接回应了这类型的争议;


  • 构建适应新业态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即时下热议的工伤由谁承担等等,是重新构建制度,还是用社保改革等方式?虽然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定论,但未来基于这类分歧肯定是越来越统一的;


  • 合理设定互联网平台经济及其他新业态新模式监管规则。从《骑手被困在系统里》我们可以看出平台还是属于强势端,未来的发展是需要将一部分平台的权利拿走,由协会/工会等来监管,从而保障劳动者利益。


6.总结


平台用工兴起于2014年,当时发展的客观硬件配套是在于4G为基础的移动互联网普及。将信息条件比作基础设施,可以预测,5G普及之后,平台用工一定会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的平台用工主要模式仍与组织化劳动用工(劳动关系)有着诸多关联,即便是具有创新意义的C模式也还带有组织化的痕迹。但这只是劳动用工方式变革中的一个过渡形态。但劳动的灵活、多元、自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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